模糊的旗帜与不在场的谢团长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很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夜《八佰》的放映现场时，将会萦绕着一股香油味。好吧，是我旁边一位女士的食物增添了另一种感官维度。趁着这股意犹未尽的味道，我散漫地谈谈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以下观点仅代表昨夜的我，与今天的我无关。
总体而言，这部影片的叙事视角都是基于小人物，依然没有给国军官长以直面不讳的主角待遇。
我等了一个小时候才终于有一个有力的特写，来自一个即将死去的中国军人。
除了笑张译对一个懦弱者活灵活现却难免油滑的表现之外，观众一直很平静。
整部电影没有专心经营好一个人物，与其说是群像表演，不如说更接近于印象式的表现。像张译的出色，也是和故事本身关系不大的出色。我很怀疑里头的每个人物能够真正走进观众的内心，叩寻到真切的认同感。
这部电影只拍八百壮士的故事，淞沪会战的正面战场完全没有提及。当电影进入主体叙事时，大场早就沦陷，国军大部已是撤退的尾声。
守卫四行仓库的是88师262旅524团的一营。电影中提到，88师曾补员五次，八百壮士的主体已经是各省保安团。真实历史中，更准确地说，已经是湖北保安团。
片中赋予他们具体化的人格，他们并不是王牌军，也不是地方派系，而更像是临时凑补的壮丁。他们嘴里念的是水稻，他们就是普通农民。除此之外，他们中还有东北军旧部，被表现成很孬种的角色。
仓库中的四五百国军，在各种陈述口吻中都被视为壮士、英雄，但在几个主角身上，得到了合理地人性化地展现，他们之中也有弱者、怯夫。
当然，事实上，里面还有一部分中央军骨干。我们听到有一个片段，几个黄埔同学围坐在一起，轻声哼唱黄埔军歌的情形——轻声哼唱，而且没有字幕，歌声和镜头一闪即没，显露出有趣的意识形态上的忌惮。
机枪连的雷雄连长，上官志标连长，背着手榴弹跳楼的陈树生，甚至是壮士的指挥官与精神代表谢晋元，这些国军官、兵的形象通通都是模糊、薄弱的。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人物，不如说他们只是一串姓名符号的借尸还魂。
大多数时候，谢晋元是不在场的，在场的时候，一半时间他站在二楼，对楼下空地上的士兵作着一场又一场只具有符号意义的讲话。一束强光从他的脑后逆射而来，使得他的面目和身躯完全沉浸在光晕之中。他的声音是如此无力，而他的形象是如此模糊。
可以说，四行仓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在片中是最缺乏力度的角色。但这和演员的关系真的不大，我认为片中没有一个没发挥好的演员。你可以说杜淳塑造的谢晋元在有限的发挥余地中是出色的，谢晋元在他的演绎下是一个无限寂寥、凄凉的悲剧英雄，但这个形象显得非常地脆弱，远未能表现出他阳刚、壮烈的一面。当你听到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的躯体里是空虚的，好像没有重量。虽然所有人物都缺乏血肉，但谢晋元毫无疑问是最缺乏内容的。
造成这种效果的，是镜头的拍法，更是创作意识的怯懦。当你拍八百壮士时，是不可能绕过谢晋元、杨瑞符、上官志标这些国军长官的。但是当你不敢重笔描摹这些人物时，这部影片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了。如果是艺术家的话，这部电影就不该拍了。
本来放弃对淞沪会战的整体呈现，只表现对整体局势并无左右之能的一营孤军已经是很大的退让。可是现在，还要更进一步地退让。那些确有其名的人、实有其事的段落，退位成背景和符号，本该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只能由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和动作所填补。
既然中国军人的形象都如此单薄，日本人的形象我们就更难去苛求了。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看它是否会展露出日本人的人性。我确实等到了，在影片一个并不高明的虚构情节中，士兵被要求杀俘，一个年轻日本士兵的恐惧和求饶在那一刻是人性的。但仅此而已，此外，日本人有形象的只剩下一位长官，这个形象完全没有超出过去影视作品中对日本人的扁平刻画。其余的日本士兵，都只是战场上跳动的人影和数字而已。
主题上也毫无突破和新意。基本上主题就是，原本只具外交意义的四行孤军，通过四天五夜的奋战，为溃退无能的国军挽回颜面，令列强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也唤醒和振作了国民抗战御辱的意识和信心。影片通过各行各业、各种各色的人物来说明，全面抗战是全体国民之责。这些人物不光有军人，有童子兵，有农民，还有商人、黑帮、妓女。
但是这能否立得住脚，得依靠逻辑链的最初一环——国军真的无所作为。取得国际尊重并不是八百壮士的事迹才有的，在此之前淞沪会战打了近三个月。但八百壮士确实具有特殊性，就像一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片，在各国势力、中外媒体的注视下，成为巨大的新闻事件和抗战标志。
但影片最后租界内的洋人武装也受到感召，为孤军开枪助阵，这个情节实在令我怀疑其可能性。国际上感佩孤军的忠勇善战，是真实的，但以资料中显现出的租界势力之软弱、自私、蛮横，开枪助阵实在过于艺术化。要知道，各国租界代表的是各国的政治立场，蒋介石用那么大代价打这一场大会战，包括最后大军撤退还留下一支孤军，很大程度上，就是想以战促和，打给国际社会看。倒不是和日本人直接谈，而是敦促国联能够干预日本的侵略。
然而三月战罢，边战边寻求外交施舍，最终是两头落空。脊梁骨头都打断了，也没换来各国对日方的实质制裁。所以，会战期间，国联九国之绥靖已经展露无疑，以他们对日军的忌惮、恐惧，很难有开枪助阵此种强硬的行为。
事实上，后来八百壮士退入英租界，怕事的英国人当场就将中国军队的武器给缴了，谢晋元部沦为孤军营，陷身租界，不得自由。数年中种种监禁、控制、冲突更不必说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对日军的畏惧。
片中充满演绎、虚构成分。对于一部艺术作品，哪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作品，你也不能要求它一定要忠于史实，但如果演绎和虚构削弱了真实原本具备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反问：为什么不遵循史实？
一个一个背着手榴弹从窗口跳下的士兵，那是一种苍白的悲壮。时代往前飞逝，而创作者的意识和手法还停滞在十几年前，实在悲哀。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表现，其懦弱，其英勇，其活生生的真实的细节，根本毋须脱离实际的渲染、夸大，已然是力道充沛的素材。
冒死拉电话线的情节可能是离现实性最为遥远的一段虚构。这一段悲壮有余，却好比《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差别。其实仓库中本就有电话线。要知道，四行仓库这么好的地理位置，这么坚固的掩护条件，原本就是88师的指挥部，能不配备电话系统吗？不过从电影处处自由发挥的风格来看，倒也不应苛责。
杨惠敏献旗的故事，可能是这四天五夜的故事中流传得最广，却最为失真的一个。这是受当时的的报道策略，后来杨惠敏的夸大，其他次要当事人的知情所限的影响。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游泳献旗的事是没有的。
片中至关重要的场面垃圾桥，很多百姓死在这里，日军开枪杀了很多人，但是事实上除了最后撤离的那一场战斗，垃圾桥平时恐怕并没有这么危险，杨惠敏也无需将旗帜裹在身上，渡河泅献。电影中还将杨惠敏脱下外衣，取下国旗的一幕，处理成“姜武”偷窥看胸的情节。
真实情况是，杨惠敏的确很勇敢，很热心，不过她不是十七岁的少女，有二十多了。27日晚，她站在桥上，冒着生命危险，朝仓库大声喊话，要求进入仓库服务。雷雄请示谢晋元，谢晋元不许。但杨惠敏不走，还问守军需要什么。谢晋元让雷雄转告：“只要一根旗杆和一面国旗。”天亮前，旗帜送到，次日上午从仓库楼顶升起。
但紧接着谢晋元就打电话，要求提供一面更大的国旗。当天下午，谢晋元派人与杨惠敏再次取得联系，拿到一面巨幅国旗，当时就升了上去。原先那面国旗改挂在靠近租界的侧面。
当晚深夜，童子服务团在叶春年带领下开车绕道而来，再次送来一面他们手中最大的国旗，杨惠敏和记者曹聚仁也随同来了，但谢晋元忙于军事，没有接见他们，由雷雄代为接见。
负伤的士兵被转往租界医治，事先已统一口径，当被问到仓库有多少人时，回答：“八百人。”
电影中也有一名上海本地的方记者进入了仓库，仓库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是由他问的，这名记者的原型应该就是战地记者曹聚仁。
可见献旗一事之所以叙述混乱，是因为送了三次，而且献旗者不止一人。出于众人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有媒体追求英雄叙事的本能，杨惠敏被推到了前台，凝练成整个事件中一颗闪亮的符号。
被淹没在日军太阳旗之中的四行仓库楼顶突然高悬起飘扬的国旗，且一面比一面大，这激怒了日军。影片中据此演绎出在敌军飞机轰炸下的护旗壮举，只能说这很符合商业片的戏剧化逻辑。但我没有看到日军出动飞机轰炸的叙述，日军主要在一旁的交通银行窗口对我军攻击，并派出了坦克、掘土机和驾着机枪、迫击炮驶入苏州河的汽船——但由于忌惮租界，河道狭窄，加上中国百姓集中船只，设卡阻挠，水面攻势没有得逞。只是，日军的进攻并没有专注于楼顶的国旗。
影片中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节还有中日两方指挥官，分骑黑白马，于战场对峙喊话的情节。日军指挥官向谢晋元强调，这是一场事关你我二人的荣誉之战。这又落入了以往刻板叙事的巢穴——对日本人的个人荣誉感过分的渲染。
当然，在二马对峙的那一刻，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两个民族仿若正邪对立的较量。这匹莫名出现在银行仓库的白马，贯穿全片，它象征的是谢晋元为代表的每一个为抗战付出努力的中国军人的精神，你也可以称之为“民族的脊梁”。这固然雄浑，但还是一种套路并太过简化的英雄叙事和民族叙事。观众绝不是为了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走进电影院，安静地坐下来等待的。我们当然希望看到的是更复杂，更细微，更新颖的表达。
就这个情节展现出来的意识而言，它与片中的戏曲元素是相仿的。片中的戏曲艺人、戏曲唱词、单骑闯关的赵子龙，都是这种二元化与刻板概念化意识的体现。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出自底层平民视角，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国民意识。影片中的戏曲元素，演绎成分，在套路化和戏剧化的层面上看是非常好的，但无疑却在削弱影片的精神性，让它始终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状态，无法深潜下去，讲述出一些更为冷静、更为丰富的东西。
影片中刻意赋予人物方言口音，却又缩手缩脚，不敢彻底方言化，使得每一种口音都沦为普通话和方言蹩脚的杂交。当然我也认为彻底方言化绝不是明智之举，影视剧中对方言的选用本就是一门难度很高的学问，我认为一般最好还是使用普通话，想要试图融入一点地域特色加强真实感，反而提醒了观众，你们看的是一场假戏。
一场戏看下来，最令人出戏的恐怕就是谢晋元的口音了。谢晋元是广东梅县人，似乎应该是客家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应该讲客家话，但片中的谢晋元带的口音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东话。我还是要强调一遍，杜淳是一个不错的演员，但当片中的谢晋元说出蔡少芬式的普通话时，我会疑虑影片对谢晋元的态度是否有一种无法言明的暧昧。
按理说，谢晋元是民族英雄无疑了，但片中对他的刻画都是充满“阴影”的，而且频频不在场。当这难免有些滑稽的口音出现时，你心里会闪过疑问，这究竟是一种正面的呈现还是负面的呈现？难道我们在用一种负面的手法表现一个英雄人物吗？果真如此，那真是影史上的一出“壮举”。我想这已经无关乎电影，就像片中最后，谢晋元被告知的一样，一切都是政治。对最应该被凸显的谢晋元如此处理，体现的正是如今的政治尺度。
当我们说到电影中的政治，不得不被说到的就是那面飘扬的民国国旗。升旗、护旗的情节在片中是一个高潮段落，但这一段最令我饶有趣味地注视的却是对这面旗帜的展现。不揣冒昧地说，片中的外国国旗都能得到从容的展现，片尾甚至有超大幅的外国旗帜，这面民国国旗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给它的镜头着实不少，可见是想痛快地展现，但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远远的模糊一团。
显然摄制组为此也费了一番心思，有一次给了个背面镜头，隐隐绰绰地映出其图徽。还有一次对旗帜非常近距离的展现，我印象中是旗帜炸倒后被重新扶起的桥段，那一个镜头主要是落在旗杆上，随着旗杆上抬，将将露出迎风招展的红色一角。就在图徽将要露出的一刹，镜头切掉，好险！这一段是为讴歌护旗壮举，但壮士们护的却是一面不能被我们看清的旗。
影片中最令人失望的政治，还是对抗战中国军的整体评价仍是负面的。这从一开始对国军溃退这一段的截取已经明确表意。之后在片中也在暗示淞沪会战中的国军是懦弱的和令人失望的。一路顺下来的逻辑就是，因此他们没能唤醒那些醉生梦死、麻木不仁的租界人士，没能凝聚起国人百姓共御外侮的力量。是坚守四行仓库的战士们替国军挽尊，重塑了民众的信心，打动了寰海内外。可是，如此脓包的国军，将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一味的赞美毫无必要，但基本的尊重必不可少。
对国军这一长久的负面印象也影响到了八百壮士。其实早在当时，毛泽东就将八百壮士定性为“民族革命的典型”，号召广为宣传。八百壮士的事迹直到如今，也令人感怀，人们的情感是依托在真实的人物身上的。虚构人物依然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但比不上真实人物的说服力。可是这些哪怕只是低级国军官长的人物，也没能得到客观大方地表现，我也只好忍不住一边看一边连声叹息。
其实固守仓库前的淞沪主战场可以拍出史诗性的大片，孤军退入租界后的几年也完全可以拍出很厉害的生活化电视剧，像《风骚律师》那样精彩的。我看过一些极为翔实、具体的资料，充满完全打破刻板印象的真实细节。一边看一边想，这一笔一笔的才是应该被拍背呈现的人性，而不是除了歌颂就是批判，总是表现一些宏观的、激烈的、煽情的方面。比起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我更想看的反而是困在租界中的谢晋元如何苦苦周旋于工部局、求全于国政大计，以及孤军营中悄然滋长的那些他也无法控制的变化。比如，被概念化的八百壮士退入租界后也曾军纪涣散、官佐丧志，连上官志标在孤军营中都和谢晋元爆发过矛盾。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到那样自然的作品和那样自在的叙事出现。时值今日，我们也只是在拍、在看八个样板的一千种翻版。
但我不会否定《八佰》，我认为它在这个时代依然有超出影片本身的代表性。
它依然奉献出了大气和写实的战争场面，每一位演员都贡献了充沛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明星没有光环，彼此毫不抢戏，配合得很默契。
影片中最精彩的细节还是形容第一次碰女人的感觉，那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养分，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性描写那是一出手就有的。
最精彩的角色还是张译的老算盘，那股郑重其事的油滑制造出的笑料，令观众没有白来。
更为重要的是，《八佰》在文献上的价值，它用它的叙事方法、意识形态和政治遭遇，在映射着这个时代。
对于未来，我们永远都要有信心。历史不是洪水猛兽，历史不是政治。历史是养料，是桥梁，是纽带，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自然而然就会面对的东西。
（公众号：段雪生）
相比凝练、恢弘的叙述，令我沉迷的将永远是细节，无尽的细节。
那么，退守租界之后，壮士经历了怎样的凶险和磨难？英雄又为何命丧宵小之手？
请看——
